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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大使的信 和 美國協助蘇哈托推翻蘇加諾政權 基利斯先生(Andrew Gillchrist)是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出任英國駐印尼的英國大使。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六日，印尼中央情報處處長，第一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蘇班地利歐博士收到一封通過普通郵政的匿名信。那封信很簡單也很直爽。寄信人表明他所供給的情報對革命有極大的價值。 基利斯的信是寫給倫敦外交部秘書哈羅德加西亞(Sir Harold Cassia)先生的，信的內容如下: 絕密 哈羅德加西亞先生: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日 我和美國大使討論了編號67786185的信所提到的問題。大使原則上同意我們的觀點，但要求我們多給他一些時間來檢查一些有關的問題。 對我所提的班克先生(Ellsworth Bunker)這次訪問椰加達是否有影響作用，大使認為對局勢不會有好轉。因此，他認為我們沒必要改變我們聯合的計劃。 相反，這位美國總統私人代表的訪問，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時間，來更詳細地準備我們的行動計劃。 大使認為，我們還需採取更多的措施，使我們的共同點更接近。他說在這個基礎上，勸我們當地陸軍內的朋友，加倍地重視軍規和聯合行動是有好處的。那是我們事業成功的根本因素。 我保証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會將我個人的見解，在適當的時間另行報告。 基利斯 蘇班地利歐(Subandrio)將那封信交給印尼情報處組長，警察准將蘇達多。可是蘇達多沒有對那封信在警察局的驗室進行過任何真假鑑別，就把信交還給蘇班地利歐。不過他在信附帶的條子上說明，信的書寫和格式，和印尼中央情報處在一九六四年在反英示威時，衝入英國大使館所"充公"得到的，英國大使慣用的外交信件作比較，其書寫和格式完全一模一樣。 英國大使的這一封信中最重要的部份是這一句: "我們當地陸軍內的朋友。" 据蘇班地羅分析信中這一句話表明在印尼陸軍內有人正在和英國人合作。註:(I-II-1) 五月二十六日，蘇班地利歐將基利斯的信給總統看，總統馬上就在第二天在總統府召開會議。雅尼代表陸軍、瑪大弟那代表海軍、西李母約諾合拉邦代表空軍、蘇基多逐多弟哈佐代表警察等人都來到總統府。此外，還有一些高級將領也參加了會議。蘇班地利歐將基利斯信的影印本每人給一份。總統親自大聲地讀給與會者聽。 信讀畢，總統問雅尼，在軍隊裡有那一些軍官和英、美國有聯系。雅尼回答沒有。再問他在軍官中有那些人對總統領導有懷疑，軍隊裡有沒有將軍委員會。對這些問題，雅尼一概否認，全答沒有。但他補充說有另一個同名的委員會，但這個委員會的職能純粹是討論和推選軍隊內軍官的昇職問題，完全和外國人無關。而他自己是這個委員會的秘書。 盡管雅尼多次否認，但總統深信的確有人暗地裡計划謀殺他。總統始終相信有人對他不忠，相信的確有將軍委員會這個組織存在。總統這樣想不是沒有根据的。他曾經被人暗殺過四次，每次都和西方帝國主義有關。幸好都沒有成功，從死裡逃生。所以他對基利斯信採取極其嚴肅的態度，是完全有理由和根据的。 最初蘇加諾都不大清楚英國大使的信的實在意圖是什麼?他狹義的理解印尼內部的確有人陰謀暗殺他，他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一封信是美國情報局CIA大陰謀的一部份。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在內，企圖通過非法途徑顛覆印尼現存的左傾的合法政府。美國情報局已經感到在目前的政治情況下用傳統"和平"合法的方法都不可能阻擋印尼繼續向左的方向前進。對蘇加諾和逐漸發展強大的印尼共產黨，只能用武力和槍桿阻止其發展和消滅他。 自從1955年第一次亞非國家會議在印尼萬隆舉行，得到很輝煌的成積，蘇加諾總統的威望在亞洲國家的眼光裡獲得提高。更重要的是，萬隆會議激起的亞洲人民要求解放獨立的願望更加強烈和迫切。他說印尼將執行一種"不結盟和自由又主動""Bebasdan Aktil"的外交政策。這個外交政策是不偏西方也不偏共產國家，得到許多亞洲國家的讚揚。,註:(I-II-2) 在國內，他主張全民族團結。他對西方的內閣制有所保留。印尼自獨立以來在短短的18 年內就有了23個內閣。每一個內閣的壽命平均只不過九個月。在這樣短的時間內，不斷更換內閣，政府的長遠計劃未能實現就下台了，連短期的計劃也難開花結果，就要解散了。印尼這樣迅速頻繁地更換內閣正好比少女換服裝一樣，那麼頻繁和容易。 他強調全民族必須團結，不能為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不顧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使國家分散不能併肩共同對外。他認為大家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和共同的領導。所以他大膽地提倡"有領導的民主"，Guided Demodracy。"有領導的民主"就是有民主又有領導。"有領導的民主"是蘇加諾總統有歷史性的創舉，應該適用於剛得到解放的新興的國家。 "萬隆精神"不僅是得到亞洲人民的支持和歡迎，它也啟發了拉丁美洲各國人民解放的心願。拉丁美洲是美國的後院，自然引起美國的關心和煩惱。現在美國在亞洲的利益，和蘇加諾總統的不結盟政策互相抵觸。美國自然要剷除這個危害他利益的眼中釘。 經過深入的分析印尼的政治社會，他發表他的NASAKOM政策，即NAS代表民族主義，A代表宗教信仰和KOM代表共產主義。他認為印尼存在的三種主要思想潮是一件不可抹殺的事實，應該都可以有共存和發展的空間。三種思潮不要互相排擠，應該互相和平競爭，為國家民族的繁榮作出貢獻。 蘇加諾的NASAKOM和"有領導的民主"充分地體現了他在政治策略和思想領域超出一般亞洲的政治領袖，因此名望不斷提昇。 蘇加諾總統逐漸遠離西方國家的思想傾向，當然是有利於印尼共產黨的復活和發展。印共在1957年的普選得到六百萬的選票，成為印尼的第四大黨，不能說和蘇加諾總統"偏向中共"的政策無關。人人都說印共躲在蘇加諾總統 的"腋下"裡發展增強是有道理的。 蘇哈托自己都看得很清楚，他警告蘇加諾總統時說: "在1955年當我任中爪哇的司令時，我說Pak小心中爪哇的選舉，若我們不採取一定的行動，全區會變紅了，共產了總統回答說"紅也好，褐也好，綠也好，藍也好，隨人民自決。選舉就是這樣。" 印尼共產黨驚人的強大，連最反動的納蘇迪安也不得不承認。他認為印共完全可以通過合法的途徑要求進行選舉。因為，"臨時協商議會的任期足足有五年了，因此符合1954年基本憲法的政治規定，是應該由新的協商議會所取代。如果當時舉行選舉，我們估計印尼共產黨會以第一名勝出。可是當時Bung加諾還不想舉行選舉。但是他稱讚印共有三百萬的黨員和二千萬的同情者。他還說印共就好像他的家庭的一個小孩，如果他死了，他就會像失去家庭的一個小孩子一樣" 印共靠蘇加諾羽翼壯大，蘇加諾反過來也靠印共千千萬萬的群眾，互相得益合作。但兩者都是美國眼中釘，阻礙美國亞洲政策的順利進行。 且看美國CIA東南亞的計劃策略: "人們一定記得美國蘭德公司1959年的一篇特別報告。該報告是由該公司一位專家同時是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者起草的，這份題為『東南亞是下一個十年的麻煩地區』的報告說:[像印尼社會黨這樣的政黨，已不能抵擋共產主義的激烈競爭。共產主義必定在東南亞勝利......除非找到有效的抗衡力量。最好的抗衡力量，從人員來說，是各國軍官集團的成員，從組織機構來說，是各國的軍隊。]" "在研究這份特別報告時，應該記住洛克菲勒基金會總裁迪安臘斯先生1952年的聲明，他說:"共產黨人的侵略，不但要求我們把經過訓練的美國人派到遠東工作，而且必須把我們的訓練設施向太平洋岸日益增加的朋友們開放。]1952年以來，派到印尼幫助改善大學教育的美國專家的數量不斷增加，同時，到美國接受訓練的印尼軍事和民事人員也日益增多。"(引自『光輝的未來』第100頁，蕭玉燦著。) 蘇加諾總統的"不結盟和自由又主動"的外交政策還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在1963年1月他宣佈要將美國石油公司{Caltex,Stanvac)、煤氣公司和嘉年(Good Year)輪胎公司國有化，使西方國家更加恐慌，一時不知所措。當時駐印尼的美國大使提議要美國總統莊遜(President Johnson)和蘇加諾總統見面，但被馬協爾克林(Marshall Green)所極力反對。結果只派美國總統特別助理到印尼實地視察情況。 特使 回報的結論是:蘇加諾總統反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是一個現實，不易改變的事實"。因此美國不得不和敵視他的印尼保持關係，並無其他的辦法。 美國外交部和CIA(情報機關0對印尼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分岐。美國駐印尼大使豪發莊遜(Howard Jones)是代表"妥協派"，情報組以瑪協爾代表"強硬派"。碼協爾主張一定要將蘇加諾這個眼中釘剷除。一定要把他打倒。 當時美國的處境實在不能再繼續壞下去了。越南戰局對美國不利。美國莊遜總統已經派兵直接加入越南的內戰，不能自拔。美國普通人民不能明白南北越的內戰和美國有什麼關係，美國遠離越南七千多公里，美國的安全怎能受到越戰的威脅。美國人民不願意將自己的孩子送去當炮灰，反戰、厭戰的情緒高漲，使美國總統頭痛。 他對越南的戰情非常悲觀。已經準備不再參加下屆總統的選舉。不過暫時不能不考慮越南"變紅"了對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壞影響。 美國在東南亞的戰略方針已經肯定，越南戰果已如"木已成舟"，已無可挽回的可能，必定變紅。現在最擔心的是"多米諾"理論(The Domino Theory)會不會成現實。隨著越南、緬甸、馬來西亞(馬共已經在森林裡打游擊)一個一個倒下來，再南下到澳洲和新西蘭。共產主義勢力南下的巨浪不加以阻止是很危險的。美國已下決心，越南是她可容許的"底線"(Bottom Line)，這個線以南應不惜代價加以堵住，不能放棄。瑪協是CIA美國情報局鼎鼎有名的大特務，臭名遠揚的顛覆活動干涉別國內政的專家。南韓總統Sygman Rhee李承晚下台;伊朗摩沙德總理(Mousadeg)，這位首次提倡將伊朗外國石油公司國有化計劃者的被迫下台，都是這位特務變大使幹的。他在美國外交界是以"中國通"自居。曾當過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在職時曾把香港變成美國在亞洲區搜集中國情報最大最活躍的中心。英國在香港用來偷聽大陸的秘密電子情報設備完全被美國所利用。註:(I-II-3) 瑪協任美國駐印尼大使，其唯一的任務就是要憑他的顛覆活動經驗打倒蘇加諾總統，重建一個親美國，親西方的新印尼政權。在打倒蘇加諾總統的陰謀中，他得到三個印尼人:(一)蘇哈托、(二)納蘇迪安、(三)阿丹瑪利克的大力支持。這三位變成了他攻打蘇加諾總統 堡壘的馬前卒和有力武器。 在1963年蘇加諾總統在國際舞台的威望雖然達到頂峰，但印尼的經濟狀況非常壞，每年的通貨膨脹都到兩位數字1964年破記錄為有史以來最瘋狂的600%以上。政府財政困難，外匯儲備降到政府有困難維持駐外的領事費用和工作人員的薪金。結果政府不得不採取人人反對的"剪紙幣"的方法，將貨幣後的"三個零"去掉，即1000盾變成1盾。但這種"絕望自殺式"的財政措施都難改善整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剪幣"反而激怒了廣大的人民，使人民困難生活，苦中加苦。學生帶頭反對政府上街遊行。學生的遊行一浪接一浪，大大地削弱了蘇加諾總統的形象和威望。蘇加諾政府正好上了美帝的圈套。 瑪協和他的三位印尼伙伴就利用印尼經濟最困難的時期，準備一手"勒死"蘇加諾總統 。他們千方百計阻止美國國會和其他印尼友好的國家給印尼資金的援助。瑪協在他的著作寫道: "等一等。"阿丹瑪利克說，"我會通知你，我們什麼時候需要你的援助。" "在華盛頓確實有人想儘快地實施援助印尼經濟的計劃，但我成功地阻止了這個行動。因為現在的援助只能鞏固蘇加諾總統的政權，繼續印尼人民的痛苦。....我只向在華盛頓幾位少數的人透露過我和阿丹瑪利克的秘密協議。" 瑪協毫無保留地敘述他如何赤裸裸地干涉印尼的內政，他一直和蘇哈托、納蘇迪安保持緊密的聯系。 他還透露，瑪利克告訴他: "蘇哈托不同意不論來自那一國的援助，不論是美國，日本或西德也好，一直要等對蘇加諾總統採取一個絕對性的決定。"我了解他的暗示。即當我們(指陸軍---者筆註)要求他下台的時候。" 華盛頓因不了解瑪協的要打倒蘇加諾總統的細節，招他回華盛頓作詳細的解釋，臨走之前他還見了馬利克，馬利克對他說: "...經濟繼續壞下去最多能"頂"6個月，一直到情況變得很亂，那時陸軍要採取行動避免災難。....那時希望美國給予援助。"註:(I-II-4) 瑪協、蘇哈托、納蘇迪安和瑪利克打倒蘇加諾總統政權的陰謀計劃歸根到底可以簡單地這樣形容: 1.阻止任何國家給印尼經濟支援; 2.讓經濟壞到不能再壞的地步; 3.生活逼得人民沒有其他選擇，人民起來反對，責怪蘇加諾政府; 4.在經濟引起的社會混亂和暴動中陸軍採取行動推翻蘇加諾總統奪取政權; 5.建立一個親西方、親美國的新政權，外援大量入印尼，改善經濟。美國答應付出所有支援總數的 1/3，日本1/3，其餘由其他西方國家負擔。 美國CIA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最難的問題是如何"製造一個機會，一個借口"利用陸軍的槍去消滅印共。印共有黨員三百萬，加上印共青年團、婦女會，印共控制的工會，農會約兩千二百萬。這個龐大的人群組織是不能通過普通的國會、憲法、法律去消滅。唯一的辦法就是要用反共的陸軍刀槍將它徹底地消滅。怎樣讓他們互相殘殺，找出一個機會和借口是CIA非常困難和最毒辣的政策。 美國陰謀推翻蘇加諾政權的過程中，兩國的情報機關一直保持緊密的合作。 在印尼方面的主要人物是阿利多目多波(Ali Murtopo)和經常被人忽略的不太被認識的特務頭頭約卡蘇古摩(Yoga Sugomo)。 約卡是地地道道做情報工作出身的印尼軍人。他正式地在美國世界著名的M16間諜情報機關受嚴格的鍜練與學習。(印尼只有三個情報員得到這樣難得的機會。另兩個名叫蘇達多(Soetato Gigit)和魯頓藍比(Punturanbe)--(筆者註)約卡還有一個特點，他也曾在日本正式加入日軍軍校學習和實訓幾年。為日本政府干預印尼內政的非常寶貴的導線。 蘇哈托在1965年2月五日就招他加盟Kostrad作為Kostrad第一席助理。約卡一手組織了印尼的中央情報局。在他之前情報機關由蘇班地利歐管的。他下台以後全由約卡掌權。 根據拉地拉夫．畢曼(Ladislav Bittman)揭發，英大使的那封信，是有意偽造的畢曼是東歐民主捷克的一位情報員。當時所有的東歐國家的情報機關都是受莫斯科管制的。1968年捷克的民主運動被莫斯科的坦克鎮壓後，畢曼逃奔美國，寫書叫『玩弄欺騙的手段』(The Deception Game)，揭露了莫斯科骯髒勾當。 畢曼曾在D部門工作過，工作 對象是新興和正在解放鬥爭中的亞非國家。它的任務是利用、潛入散佈假消息，製造假護照、文件、恐嚇、殺人、收買、美人計等非法手段，使這些國家產生一種反美、抗美、恐美的情緒，最後投向以莫斯科為首的共產國家陣營。大使的信就是用來挑撥PKI及軍隊之間的陰謀計劃的第一步驟。 卡瑪．布蒂亞佐(Carmel Budiardjo)一位英國婦女曾在蘇哈托時代(1969-1971)渡過監獄生活中寫了一本書"活活地從印尼獄中出來"(Surviving Indonesia's Gulag)，說大使曾經向一位印度學者透露，他信是真的，並非偽造的。 但印尼政府當信是真的，是真是假，至今沒有一個确實的結論，事實是美、蘇的勢力在60年代都想盡辦法控制印尼，而蘇加諾是主要的臘物。
萬隆精神在亞洲和非洲各國激起了反殖民地和反帝的感情。亞非國家並準備在阿爾及利亞召開第二屆亞非會議。美國和蘇聯都不願意看到會議開得成功。美國已發覺，萬隆精神已開始在拉丁美洲人民中產生了好的影響。更不能容忍，亞非領導者有意聯結拉丁美洲加入，召開亞非拉會議在古巴哈瓦拿舉行。拉丁美洲是美國的後院，美國絕對不允許有第三勢力在他的後院興風作浪。 蘇聯和中國的關係也日益變壞，因此他和美國一樣一定要想儘一切辦法阻繞第二屆亞非會議在阿爾及利亞的召開。 美國更認為，推動第二屆亞非會議，企圖將萬隆精神搬到拉丁美洲等等，最賣力的人就是蘇加諾。所以打倒蘇加諾已經列入美國在亞洲的外交政策的首要項目。
但是，美國國務院顯然對印尼的政局發展感到不滿，決定撤換它駐雅加達的大使，壯遜先生被認為過於親蘇加諾，于是馬歇爾．格林先生取代了他。格林曾策劃推翻南朝鮮李承晚的陰謀。
INDONESIA: Crisis and Transformaation 1965-1968 (Dari Sukarno ke Soeharto), by Marshall Green, Washingto US, 1990, P-69 『印度尼西亞:1965-1968 的危機和演變』 |